近日，我院院长傅才武教授受邀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美丽中国 四季行歌”大型融媒体行动之《绿水青山的中国》（长江篇）的录制。节目于2024年9月30日在央视播出，傅才武教授浅谈“长江为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以下为节目内容的整理。
中国人常常说，长江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为什么中国人有“母亲河”这一概念，最直接简洁的说法，是因为百万年来，长江和黄河像母亲一样，养育了整个中华民族。但这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长江和黄河作为中国人的“母亲河”和精神家园，承载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历史记忆和集体记忆。如果要真正说清楚长江与中华民族之间这种深厚的情感联系，就要采取历史回溯法，要通过当代的时间模式来重建万年长江的历史文化空间，要从中华文明万年发展史的时间尺度上，来理解长江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深刻内涵。
第一，一万年前长江流域稻作农业的发明，支撑华夏民族建立了稳定的经济生活方式和农业社会结构，养育了中华民族庞大的人口，将中华农耕文明推到人类社会的极高水准，赋予了中华民族自信和自豪的底气。
大约1万年前，长江中游平原的先民开始驯化野生稻谷，形成中游地区繁星点点的农业定居聚落，最终促进早期东亚文明圈的形成。稻谷人工驯化是人类社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业革命”，更引发了与工业革命浪潮相媲美的人类社会的“第一次浪潮”。基于农耕的稳定的社会结构，使得中华民族文化和科技的创造和积累成为可能，让古代中国创造出让世界惊艳的文化和科技成就。
长江流域的先民，创制了一批世界领先的科技文化成就，如物质文化领域有稻作、丝绸、茶叶、瓷器、青铜、漆器、干栏式建筑、造纸和活字印刷术、水利工程技术等，不仅仅惠及中华民族，更是惠及整个人类文明。
例如，稻作农业方面，截至2023年，中国境内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稻作文化遗址达15处之多，大多分布在长江流域，年代距今11000～4500年前不等。目前，稻作起源于一万年前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成为国际共识。长江流域的水稻是大运河“南粮北运”的大宗，支撑了北方政权的稳定。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开始，水稻从长江流域，通过不同路线传播至中南半岛、印度、东南亚，朝鲜半岛、日本等地，构筑了东亚文化圈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丝绸。秦汉至隋唐时期，天下锦织品以蜀锦为尊，新疆和田尼雅遗址一处汉墓中出土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蜀锦护臂。宋代之后，长江下游蚕桑兴盛，丝织遍城乡，所谓“吴丝衣天下”。明清两代以江宁织造、苏州织造与杭州织造为代表的“江南三织造”是传统纺织工艺的集大成者。江宁织造的云锦，苏州织造的宋锦与之前的蜀锦，一丝一缕灿若云霞，寸锦寸金尽显华贵，并称为中国三大锦。
茶叶。“茶者，南方之嘉木也。”鸦片战争前，广州为一口通商口岸。主要来自江南地区的茶叶、生丝和丝棉纺织品等占广州口岸出口商品总值的60～80%。从清代的海关记录，可以看到丝绸、茶叶的价值最大，是出口商品的大宗。
瓷器。越窑、长沙窑、景德镇窑等长江流域的瓷器始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产品；也是海洋沉船打捞品中，数量最大的商品。茶叶、丝绸、瓷器等东方珍品，通过古代丝绸之路销往阿拉伯世界及欧洲大陆，不仅深刻嵌入到当地贵族及平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也极大地激发了这些地方对古代中国的神往与探索。
青铜。夏商周时期，全国范围内三大铜矿带，长江拥有两处（以湖北大冶和江西瑞昌为中心的荆州地区，以南陵大工山、铜陵凤凰山为中心的扬州地区）；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四川三星堆祭祀坑与殷墟妇好墓，并称为商代青铜器三大发现。此外，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等名动世界。北宋时期，江西、福建两省是朝廷铸造铜钱的铜矿主要来源；清代，云南成为朝廷铸造铜钱的铜矿主要来源。
漆器。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漆的国家，发掘出的最古老的漆器为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的朱红木胎漆碗。春秋战国时期漆器逐渐取代青铜器的地位，漆器一度十分繁荣，其中以地处长江流域盛产漆树的楚国为最。
干栏式建筑。7000—8000年前长江流域河姆渡的干栏式建筑是中国最早的木构建筑，干栏式建筑也成为中国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
造纸、活字印刷术。东汉时期的湖南耒阳人蔡伦的造纸术，北宋时期的湖北英山人毕昇的活字印刷术，极大地加速了书籍的印刷传播；二者更是跻身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大唐天宝年间，公元8世纪，中国的造纸术传入阿拉伯世界后，极大地刺激了阿拉伯帝国文化的繁荣。或者说，造纸术在公元8世纪的传入和阿拉伯地区的学术繁荣几乎是同时出现的。
水利工程技术。都江堰是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相比于两河流域的土壤盐碱化和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明的生态环境劣化困境，从新石器的良渚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三星堆文化开始，一直到当代，中国的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持着总体上的稳定性。对比世界上大多数古典文明因“演化的老化”而陷入板结停滞的“内卷化陷阱”，并最终被外部力量所摧毁的结局，中华文明体之所以成为迄今为止世界文明史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要得益于“（长）江（黄）河互济”驱动了中华文明共同体中的北方与南方、中心与边缘的双循环流动，也开启了中国与欧亚国家交流互鉴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江河互济”带来的持续性的自我更新、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使中华民族避开了其他民族因陷入“内卷化陷阱”而导致系统崩溃的悲剧结局。
万年以来，长江与黄河一起，共同构建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大特质，维持着五千年不曾断裂的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正是基于长江和黄河这种超级两河文明的中华文化魅力，“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增强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心。做一个中国人那是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不仅有辉煌历史，未来也会更加光明”。回顾中国人的这种文化自豪感，我们必须感谢长江和黄河，正是一万年前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革命”，让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在全球竞进中取得“头筹”。
第二，长江与黄河一起，建构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让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弱宗教民族，创造性地利用文化而非宗教的路径，获得了与宗教民族相当的身份归属感，让广大中国人栖身于中华文化这棵“生命之树”上获得了超越性意义。
在漫长的民族与国家演进过程中，大多数西方文明共同体或者政治共同体（国家）以宗教作为构建精神世界的根基，上帝的存在远大于个体、民族与国家的存在，国民个体的精神家园被神建造的伊甸园所掌握。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体是迄今为止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并建构了以农耕文化记忆为底色的精神文化家园。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空净灵秀的江南山水之间，竹林七贤开启“玄学”的大门，它以崇尚自然恬淡、虚静空灵的老庄哲学为思想基础，兼收儒学思想精华，专注于个人安顿，讲究修养身心，富于哲学思辨，窥视人生的本体意义，从而开启了个体觉醒的时代。
流及宋代，在温润烟雨的江南山林之间，年少聪慧的周敦颐在湖南道州的月岩悟道，开创了宋明理学的先河。其后濂洛关闽四派理学竞相雄长。明朝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被谪贬至在贵州水西的龙场驿。这是一个地处长江支流乌江上游的山间驿站。在空山寂林之中，王阳明冥思苦想，终于一朝顿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此后王阳明创立“心学”，开启了声势浩大的阳明学潮流。长江秀丽山水中诞生的持续的文化创新，为中华民族建构起一个极丰富的精神世界，让全体中国人都栖息在中华文化“生命之树”上，获得心灵上的归属。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指出，长江“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第三，历史长江支持中华民族创造了极高水准的农耕文明形态，现代长江则是支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的有力保障，能够起到连通中华民族历史—当代—未来的独特通道功能与作用。
长江横贯中国腹地，为天下之腰柱，上承黄河，下接岭南。地处北纬30度线，降雨充沛，水热同丰，植被茂盛，物产殷充。上游高山峡谷数江并流，有茶盐矿脉之资；中游百川汇流水深江阔，有航运灌溉之利；下游地势平坦河网密布，为丝棉鱼米之乡。浩荡的长江为人类的栖息与繁衍、文明的诞生与传承提供了一个辽阔富饶的地理空间。历史上的长江不仅仅是中国的“心脏地带”，更是影响21世纪全球发展格局的“历史的地理枢纽”。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必要发挥长江“心脏地带”的独特功能和作用。
党中央和国务院实施的长江经济带战略，就是这种“心脏地带”独特地位的政策外化形式。“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影响中华民族未来前途的重大战略。”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11省市，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发展潜力居于全国之冠，可以且必将在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21世纪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与长江文化的繁荣发展互济互促；在长江大保护和建设生态长江的基础上，实现文化长江、经济长江和生态长江“三条长江”的融合发展，在建设以“文化中国”为内涵、以生态和科技强国为形式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流淌了千万年的长江，今天仍然是少年；家住长江边，千帆阅尽，我们的心依然是少年。母亲长江，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永远是一条青春长江。它支撑着青春的中国，从万年的历史深处走来，带着历史的丰厚营养，塑造着今天的中华民族，引领着业已初见海平面上缓缓升起桅杆的未来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