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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壮海教授在中国教育报撰文探讨“文化如何成为软实力”

提升文化软实力,需关注承载着中国人美好价值理念的文化符号的创制及传播

  提升文化软实力,就要发展承载着主流价值观的流行文化

  提升文化软实力,应关注文化民生,培育民众的文化素质

  随着“文化软实力”之说渐为人知,文化是实力、文化即国力等思想观念也随之更为深广地流行于世。“软实力”理论的最初提出者和系统阐发者约瑟夫·奈,在其“软实力”理论体系中反复论证文化这种软实力资源的重要意义,同时也从多种角度表达了他对哪种文化才能够生发软实力的回答。当然,这位美国学者更多的是依据他眼中的美国文化的一系列特质而展开其论说的。

  并非所有的文化都具有支撑发展、推动前进的力量,即并非所有的文化都能够成为软实力,那么,文化是如何成为软实力的?

  能够成为软实力的文化一定是先进的文化

  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段上,只有那些真正反映时代精神和前进方向、居于制高点上的先进文化才能够引领社会的文明进步,才能够从之者众、服之者广,感人深且易人易,成其为真正的实力。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吴起镇一场新秧歌演出之后,一个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跑到连长那里请求处罚”,坦白自己“想开小差……还想组织别人开小差”,且“棉衣里缝了法币”。毛泽东赞之曰:“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他指出,之所以“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而新秧歌能够发生这样的力量,正因为新秧歌“反映的是新政治、新经济”,代表着先进的文化。在异质文化的相遇中,不同文化的势位与流向,同样反映着不同文化先进性与实力的不同。近代史上,国人关于西方文明“挟风鼓浪,蔽天而来,叩吾关而窥吾室”,而中华文明“如败叶之遇疾风,无往而不败衄”的悲叹,关于“中欧交通以来,欧洲文化逐渐敷布东土”,“各种新思想、新学说,犹如怒潮,输入中国”的感慨,至今仍留给我们深刻警醒。当下,在全球文化激荡愈益猛烈的境遇中谈论文化软实力,提升文化先进性、发展先进的文化,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当为软实力建设的首要战略。与此相应,推进文化创新,尤其是文化内容的创新,更突显出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我们仍然不难发现,经济实力的持续增长与迅速提升正激起国人更多的文化寻古情怀;较之文化体制创新,文化内容创新仍然步履蹒跚;我们仍然习惯于向世人展示文化的传统中国而非现代中国;不少地方仍然满足于在文化复古仿建中“繁荣文化”,希冀于考古新发现、名人故里争抢中成为“文化强县”。提升文化软实力,在珍视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当更强劲地唤醒“新文化”意识、激发文化创新的活力。

能够成为软实力的文化一定是有魂的文化

  价值是文化之魂。在任何一种文化体系中,价值观都扮演着文化核心的角色,决定着文化的根本性质、基本气质。文化和价值观之间的这种内在关联,决定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中之重即是价值体系建设。实际上,即使约瑟夫·奈所讲的“软实力”,其最核心、最首要的软实力资源,也正是价值观而不是其他。在约瑟夫·奈看来,任何一种软实力资源,之所以能够生发出吸引人甚或“同化性”的魅力,即在于它所蕴含的价值观,在于其价值观所具有的能够激发起人们激情、渴望和梦想的力量。与此相应,在推出相关的文化符号和文化产品以提升软实力的过程中,很多国家都极其注重赋予这些符号和产品以特定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元素。日本将“动漫文化大使”的称号授予“哆啦A梦”,正是要它传递“普通的日本人在怎样思考、怎样生活、希望怎样地创造未来”等信息。美国好莱坞电影之所以被称为“铁盒里的大使”,也是因其巧妙而又鲜明地蕴含和传播着“美国价值观”。抽去了核心价值的文化,只能流为肤浅的、软而无力的文化式样,而绝不能成其为“软实力”。或谓文化传播使文化实力增值,但应当看到的是,这种增值首先需要价值为文化“赋值”,否则“增值”无从谈起,未经或缺乏价值“赋值”的文化传播不可能久远。或谓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与经济、软与硬的结合体,支撑着文化成为软实力。我们不能否定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作用,但同样需要看到的是,离开价值蕴含,文化产业更多地只能留下其经济意义而非文化意义,更多地只能支撑硬实力的发展而非软实力的提升。那些标着“中国制造”印记、贴着异域文化符号、承载着相应价值观的文化产品,远不能说发挥了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提升文化软实力,我们需要更加关注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更加关注承载着中国人美好价值理念的文化符号的创制及传播,从多种维度有效彰显中国文化的价值元素。

  能够成为软实力的文化一定是能够流行的文化

  在当今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乃至文化国力的竞争中,流行文化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软实力无处不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在其流行文化承载着美国价值观行销全球各地。约瑟夫·奈高度评价流行文化对美国软实力的意义,他借用诗人卡尔·桑德堡的话表达自己对流行文化软实力价值的肯认:“好莱坞虽不如哈佛纯净,但不管怎样,触角伸得更长。”在他看来,正是承载着“开放、流动、个人主义、反对墨守成规、多元化、自愿、以民为本和自由等特征的价值观”的流行文化,塑造了美国“令人兴奋、具有外国情调、富饶、强大、有吸引力、引领潮流——处于现代化和创新的前沿”的形象,发挥着“虽无铁链但却束缚人心”的作用。约瑟夫·奈坦言,“流行文化的吸引力帮助美国达到了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如“二战后欧洲民主的重建”以及“获取冷战的胜利”。他还形象地描述了此中流行文化的穿透力和影响力:“柏林墙早在1989年倒塌之前就被电视和电影凿得千疮百孔。如果不是多年来西方文化形象在柏林墙倒塌前就对其进行了渗透和破坏,锤子和压路机也不会管用。”当然,我们强调文化软实力建设及流行文化的重要性,与约瑟夫·奈的立论出发点明显不同。但其对流行文化与软实力之间关系的阐述,却启示着我们高度关注流行文化的软实力意义。然而,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的吸引力还极其微弱。2008年上半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等在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美国6个国家的有关调查显示,被调查国家的公民对“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平均值在7.8至8.6之间,但对中国流行文化吸引力的评价,平均值却跌落到了5.5至6.4之间。文化软实力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关系还启示我们,在当代中国,如何推进主流文化与流行文化的对接,如何繁荣发展承载着主流价值观的流行文化,从而增强主流文化的流行性、大众性,是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

能够成为软实力的文化一定是转化为民众素质的文化

  作为人的创造的文化只有为人所掌握的时候,才会获得展现其力量的根据;为文化所武装起来的人越多,文化所能够生发的力量也就越大。文化之成为软实力的一切要素,都只有通过具有相应素质的“人”才能够得以点活,成为有效的要素。因此,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弱,关键在其国民文化素质的高低。古往今来许多大国的兴衰,都演绎着这样的道理。英国学者S·A·M·艾兹赫德曾将公元1650年至1833年之间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概括为“中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成为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早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和西方最先进的国家之间就已经存在着巨大鸿沟”。作者用来解释“中国的相对停滞”和“欧洲无法阻挡的生机与活力”重要角度之一便是教育——识字率。他指出:“18世纪的欧洲,尤其是欧洲西北部,见证了文化教育从城镇到乡村的突破,从精英阶层到普通民众的拓展。”但18世纪的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中国在18世纪经历了文化能力的退缩,从乡村向城镇萎缩,从普通大众缩小到精英阶层。中世纪时,中国由于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由于新儒学和像杭州、苏州、泉州这些大都市的发展,在初级教育和高级教育方面都享有难以匹敌的比率……但到了19世纪,中国的识字普及率在城镇下降到50%、在乡村下降到25%,就算城乡人口之比是14,有识字能力的人也仅占总人口的30%。这一比率远远落后于1800年英国的平均水平,英国当时的情况是67%的男性、51%的女性都接受过教育。”显然,作者是将这种“文化能力的退缩”作为其分析中国国力及其在世界格局中位置变化的重要角度。在近代中国,“文化能力的退缩”不断加剧。当时间从公元1800年再推进100年之后,梁启超更是以悲怆之笔记述了这种“文化能力的退缩”,并从这种“退缩”中探寻“中国积弱之源”:“四万万人中,其能识字者,殆不满五千万人也。此五千万人中,其能通文意、阅书报者,殆不满二千万人也。此二千万人中,其能解文法执笔成文者,殆不满五百万人也。此五百万人中,其能读经史,略知中国古今之事故者,殆不满十万人也。此十万人中,其能略通外国语言文字,知有地球五大洲之事故者,殆不满五千人也。此五千人中,其能知政学之本源,考人群之条理,而求所以富强吾国进化吾种之道者,殆不满百数十人也。”作者不得不悲叹,“以此而处于今日脑与脑竞争之世界,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天下之险象。孰有过此者也!”中外两位学者将文化能力与国力紧密联系的深刻分析,至今仍给人以震撼性启示。更加关注教育发展,更加关注文化民生,大力培育民众的文化素质,文化软实力才有牢不可摧的深厚根基。

  名词解读

  软实力 硬实力 巧实力

  “软实力”概念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全球战略问题研究专家约瑟夫·奈在1993年提出,他认为:“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这种吸引力来自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其“软实力”的提出意在巩固美国在冷战后的霸权地位,但是这个概念的提出也为人们思考文化与国力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思维,很快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关注。软实力又称文化软实力,是指该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对内发挥的凝聚力、动员力、精神动力和对外产生的渗透力、吸引力和说服力。

  “硬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国土资源、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现实物质力量及其对外强制他国的能力。硬实力与软实力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区别。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两者相辅相成、互相配合、相得益彰,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

  “巧实力”是“软实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进一步发展。“软实力”的创始人约瑟夫·奈为反驳一些人认为“只要有软实力就可以产生有效的外交政策”这一错误看法,2003年就提出“巧实力”这一概念。2004年,针对“9·11”后美国保守主义者实行的“单边主义”战略遭受重创,美国国际声望和影响力日趋下降,美国安全与和平研究所苏珊尼·诺瑟在《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巧实力》的文章,正式提出并阐释了“巧实力”。文章指出:“必须实行这样一种外交策略,不仅能更有效地反击恐怖主义,而且能通过灵巧地运用各种力量走得更远,在一个稳定的盟友、机构和框架中增进美国的利益。”可见,“巧实力”并非一种新的实力,而是整合运用“硬实力”、“软实力”的一种整体策略,其要旨在于综合运用软、硬实力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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